协同演化与本土智慧：新时代生态恢复的双重路径
杨庭硕;李若君;“生态恢复”是当今扭转生态系统退化、重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重要途径。由于部分生态恢复在实践中不重视本土生态知识，故而修复成效不佳。各民族的本土生态知识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技术规范，而是居住于特定地域的人们和自然环境在长期互动中的经验总结，其科学依据在于生物学界发现的协同演化规律。协同演化论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思维局限，与倡导“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具有高度的内在契合性。基于协同演化原理的本土生态知识是经过时间考验的实践样本和社会动员机制，将生态认识内化为社会行为规范的机制，实际上解决了一般生态恢复工程中技术有效但管理失效的问题。将协同演化原理运用到生态恢复中，要求我们尊重当地群众已积淀的生态智慧，从文化与生态互惠共生的角度重建生态平衡；基于地方性知识的实践智慧，弥补了现代科学理论在微观尺度和特定情境下认知的盲区，但需要注重总结提炼和活化利用。协同演化理论与本土生态知识深度融合的协同治理模式可望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
共生的逻辑：大理有机农场与创意市集的互动研究
艾菊红;杨润豪;在文旅产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旅居于大理的“新大理人”催生的有机农场与创意市集，已形成一种特殊的产业互动形态。受社会文化、经济与情感等多重因素驱动，二者之间呈现寄生、偏利与互惠三种共生模式。同时，这种共生关系具有一定程度的脆弱性，表现为缺乏长期合作的供需基础与动力机制。究其根源，这一脆弱性本质上是外来农业理念与资本嵌入地方生态与农业系统的阶段性产物，反映了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多元主体协商、磨合的普遍实践逻辑。应对共生脆弱性的关键在于构建联结作物、人与社区的“多物种共生共同体”，推动从景观式消费共生转向根植性栖居共生，从而激发其深层的可持续发展潜能，最终实现生态农业与地方经济的振兴。
水利社会共同体：荆江流域堤垸社会组织的生态人类学考察
袁理;全球极端洪涝灾害频发，推动学界重新审视流域水利、生态与地方社会治理的内在关联。荆江流域作为典型丰水型水利社会，先民以围筑堤垸实现围水造田，形成区域独有的聚落形态；历代持续迁入的多元移民为堤垸垦殖提供充足劳动力，加速湖区湿地开发。区别于华南宗族依托水利壮大的发展路径，荆江频发洪灾、人口频繁迁徙的特殊环境制约了强宗大族生成，堤垸修筑、岁修防汛等公共水利事务无法依靠单一宗族完成，倒逼不同姓氏、无血缘关联的民众跨家族协作，催生堤老、圩甲、各级防汛委员会等专门水利组织。本研究以石首堤垸为田野样本，从生态人类学视角梳理宋至当代堤垸兴废、移民流动与水利治理体系演变脉络，剖析水患环境对宗族发展的约束机制，阐释跨亲族联合修防如何塑造休戚与共的堤垸水利利益共同体。该流域形成的水利社会共同体，是理解两湖地区社会结构、“湖广熟，天下足”的经济格局及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重要地方性样本。
生态性共有精神家园：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的标识性概念
李智环;马志慧;生态性共有精神家园是在生态物质性的基础上，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主体、以共有的生态文化认同为核心的精神文化体系。在漫长历史过程中，中国境内的各民族在物质生产生活的生态礼俗与实践中，通过记忆浸染、信仰凝聚、符号建构与仪式欢腾等文化运行机制，在传达自我生态意识与文化的同时，自觉或不自觉地串联逻辑同质、价值一致的地方性生态知识，进而构筑起生态性共有精神家园。生态性共有精神家园与民族传统生态文化之间存在价值共生与实践互构的关系。因此，中华民族在物质家园建设基础上不断构筑的生态性共有精神家园，不仅是各民族对地方生态文化的认同，更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地方生态文化基础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地方生态实践。新时代应继续强化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的凝聚功能，以生态性共有精神家园这一创新性的文化标识来提升人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感知力，助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抗战时期边疆地理学人对中华民族整体性的阐释——以刘恩兰为中心
汪洪亮;蒋昊谕;抗战时期，中国民族危机与边疆问题愈加深重。中国民族学界深受西方民族学理论范式及相关概念的影响，侧重从文化、血统等方面研究民族，而忽略自然环境的因素，由此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与“一体”关系出现割裂的错误认知。已归地理学博士刘恩兰投身于边疆研究之中，秉承“人地结合”的近代地学观，在川西北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获取大量人文与自然资料，阐释了川西北地区居民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且将研究范围拓展至中华民族学及中国民族史研究。她的研究以川西北民族为切入口进一步论证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性，体现了民国时期边疆地理学人对中华民族整体性论说的贡献。
协同治理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陆世宏;协同治理理论在治理主体多元性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具有客观必然性。为了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执政党要切实转变领导方式,更新管理理念,营造平等、包容、合作的氛围,发挥整合社会资源和社会力量的核心作用;政府要注重协同合作,努力构建服务型政府;非政府组织则在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自主性的同时,加强与政府的协同合作,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
布迪厄文化再生产理论对文化变迁研究的意义——以旅游开发背景下的民族文化变迁研究为例
宗晓莲布迪厄用“实践”调和了传统人类学有关结构与行为、文化与人之间的二元对立观。以实践理论考察社会文化现象 ,布迪厄提出了“文化再生产”理论 ,认为文化处于一个不断的生产、再生产过程中 ,并在这一过程中发展变迁。用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分析旅游开发背景下的文化变迁现象 ,可以使我们得到许多启发。
传统村落公共空间变迁与乡村文化传承——以浙江三村为例
鲁可荣;程川;村落公共空间是乡村文化传承和村落共同体延续的重要载体。以浙江三个传统村落为调查样本,深入分析了村落公共空间变迁过程及其对乡村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村落公共空间从祠堂到会堂再到礼堂的变迁,乡村文化也经历了从乡村宗族文化向乡村政治文化再到乡村公共文化的演变。只有多元主体的文化自觉及协同参与,重构村落公共空间,才能更好地促进乡村文化的传承以及为村落可持续发展提供内在的精神动力。
民族志发展的三个时代
高丙中;在过去二十年里影响深远的《写文化》中文本终于要出版了,作者借此机会成文,略述民族志在三个时代的发展,在业余民族志、科学民族志和反思民族志的演进序列里理解《写文化》一书的学术位置。文章也介绍了《写文化》从研讨会到论文集过程的基本信息,特别介绍了文集没有收入的松顿那篇把分类看作整体性修辞的论文。
布迪厄文化再生产理论对文化变迁研究的意义——以旅游开发背景下的民族文化变迁研究为例
宗晓莲布迪厄用“实践”调和了传统人类学有关结构与行为、文化与人之间的二元对立观。以实践理论考察社会文化现象 ,布迪厄提出了“文化再生产”理论 ,认为文化处于一个不断的生产、再生产过程中 ,并在这一过程中发展变迁。用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分析旅游开发背景下的文化变迁现象 ,可以使我们得到许多启发。
费孝通人类学研究方法探讨——精读《江村经济》
全京秀;崔海洋;以《江村经济》为基础,从三个方面探讨费先生在田野调查研究的方法论方面所做的贡献。第一,《江村经济》为中国人类学研究的本土化提供了范本。第二,《江村经济》为中国农村社区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在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和国共内战的漩涡中,"江村"成为当时中国农村社会的一个缩影;费先生通过对"江村"的研究,为当时的知识界提供了参与式研究方法。第三,与以往人类学界主要以无文字的社会为调查对象来撰写民族志不同,费先生通过对中国农村为背景的"江村"的田野调查,开创了人类学对有文字记录的社区研究的先河。认为费孝通先生一生当中出版了许多有影响力的著作,其中《江村经济》是费先生早期的代表作品,他以"江村"为田野调查点,为人类学界提供了全新的研究方法。
红色文化资源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实践路径
陈铭彬;王炜;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不能零敲碎打、单兵作战,而是要系统、整体、协同推进,即要从"大思政"格局出发,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地融入。从主体维度看,把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高校教师、领导干部和思政工作队伍,实现全员融入;从过程维度看,把红色文化融入课堂教学、融入校园文化、融入社会实践,实现全过程融入;从内容维度看,红色文化要与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重要育人工程相结合,实现全方位融入。红色文化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分别解决了"融入谁""如何融入""在哪些方面融入"的问题,全面系统协调地解决了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困境,共同形成合力,高效发挥红色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整体效能。